厂矿工人定位_矿工是如何工作的

文章导读:

• 1、电影《你好，李焕英》里面的厂矿子弟，他们成长过程中有着怎样相同的背景？
• 2、中国工人阶级包括哪些社会群体?具体点
• 3、中国工人阶级包括哪些社会群体？具体点
• 4、中国工人阶级是如何产生的？
• 5、计算机网络专业在厂矿部门的定位
• 6、无产阶级是指的什么。是工人阶级还是农民

电影《你好，李焕英》里面的厂矿子弟，他们成长过程中有着怎样相同的背景？

他们有着共同的背景，那就是都是三线建设的工人，这部电影是贾玲导演的第一部电影，而且在这部电影中也是根据本人的真实经历改编的，所以传达出来非常多的真实情感，单从预告片中就能够看出非常多感人的细节，而且贾玲的这部电影主要事项要致敬自己的母亲，这也可以看出她对她的妈妈非常有感情，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有着沈腾陈赫等演员的参加，这让电影的质量又上升了一个层次，因为这几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喜剧演员，这让非常多的人都在关注这部电影。相信对于喜剧比较感兴趣的而朋友对于贾玲应该有着一定的了解，贾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喜剧演员，她非常具备喜剧天赋，常常能把观众逗笑，而且贾玲最近几年在荧屏上也非常活跃，给我们观众带来了很多的欢声笑语，《你好，李焕英》是贾玲导演的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仅在预售阶段就非常火爆了，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这部电影这么受欢迎。

一、因为这是贾玲导演的第一部电影，所以很多观众对这部电影都非常的期待。

《你好，李焕英》是贾玲人生中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因为她是非常优秀的喜剧演员，所以观众们对于她导演的第一部电影还是非常期待的。

二、这部电影是根据贾玲母亲的经历改编的，所以有着非常多的真实情感，这也感动了非常多的观众。

这部电影改编于贾玲母亲的经历，所以电影就会带有一些非常真实的情感，这也非常容易感动观众。

三、这部电影有着沈腾和陈赫等优秀喜剧演员的参与，这让很多观众都对这部电影产生了期待。

这部电影有着非常多优秀的喜剧演员的参与，这也导致观众对这部电影更加期待了。

你对于贾玲还有哪些了解？欢迎来评论区与我交流。

中国工人阶级包括哪些社会群体?具体点

中国工人阶级包括：1、产业工人,如制造、建筑、运输等行业的劳动者；2、机关事业单位、商业单位的劳动者（职员）；3、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己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78）；4、 有关数据,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总数在2～3亿,其中进城农民工应有1.4亿.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

工人阶级（又称劳动阶级、劳动阶层等；英文：working class）通常用于表示社会地位与社会等级,无论何时,该阶层在社会所占比例最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比例减少,一般为产业工人阶层为主.

按照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是那些靠出卖劳动力(包括体力和脑力)、不拥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劳动成果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剥削,并为社会创造主要财富的阶层,包括大部分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

如此,农民自然不在工人阶级行列,因为,农民占有一点生产资料（农场农民例外）,私营业主,个体业主肯定不能列入工人阶级行列.即使蜗居菜市场的农民工,也不能列入工人阶级行列.如此一划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贫富阶层,并是工人阶级以外阶层和工人阶级了,而是,十分混浊,理不清,讲不清的.由此可见,机械地按照马克思主义认为,去界定工人阶级,那么,我们无法去探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问题.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以“工人阶级就是劳动阶级、劳动阶层等；如此一界定,社会主义社会就存在两大阶层：劳动阶层和非劳动阶层.凡是参与社会主义劳动的人都是劳动阶级的人,凡是不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的人都不是劳动阶级的人（当然,法定退休人员、病休人员、及未到法定劳动年龄的少年儿童不在此列）.

二、中国工人阶级内涵的三次外延

第一次外延：干部、职员都属于工人阶级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经济结构逐渐趋向单一,只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工人阶级相对人数和绝对人数都进一步扩大.同时,社会阶级阶层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消失,中国只剩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二阶级--阶层”的社会结构.

工人阶级的内部构成日益丰富,管理阶层不再独立,而成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相应地,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划分为干部和工人两种政治身份.“职员”的身份消失,职员与工人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商业及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代会”都改称工会.

第二次外延：知识分子阶层的定位在如何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经历了比较曲折的过程.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分析,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个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一时期的刘少奇则更加明确,认为教员、记者、演员等文化教育工作者“都是雇佣劳动者”,应该包括在工人阶级之内;工程师、技师等职员,都是“雇佣劳动者”,从事“脑力劳动”,“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

但是随着中国政治思想领域逐步进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不断发展.特别是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两个基本估计”: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扩展到整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段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对知识分子实行了教育和改造的政策,并没有将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直到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己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真正从理论上把知识分子纳入到工人阶级的范畴,进一步扩大了工人阶级的内涵.

第三次外延：农民工阶层兴起农民工是指农民户籍身份还未能得以转换,而又常年或大部分时间在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经营的被雇佣群体.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民工开始涌现.在2003年举行的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农民工大体可被分为两类：一是离土离乡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的厂矿、机关、商业、服务行业劳动;二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在本乡本村的乡镇企业或在附近城镇的工厂、商店、机关劳动.从劳动关系上讲,这两种农民工都应该属于工人阶级.

可以说,当前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根据近期正式公布的数据,我国农民工总数约为2.3亿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1.2亿.其中,在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8%,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68%,在建筑业中接近80%;在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餐饮业中,农民工占到52%以上.加起来,二、三产业的农民工已经有8300万之多.

当代的农民工与以往来自农民的工人有很大不同：首先,它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它不但是对工人阶级队伍的大量补充,也是对现有产业工人的有力冲击;其次,与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进入工人队伍的过程不同,这次基本上是自发的,而且其主要流向是合资、外资、私营企业,成为典型的雇佣工人;再次,农民工享受不到城镇国有企业工人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

近30年的泛化与分化以是否拥有生产资料为一元化的阶级划分标准,从理论上为工人阶级内涵泛化提供了依据.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晚年时期,已经出现了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趋势,分工在扩大,协作在加强,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并提出了“总体工人”的概念.相应地,工人阶级不仅包括体力劳动者,也包括脑力劳动者;不仅包括工厂工人,也包括工厂以外的在其他领域从事“协作性质”的“共同劳动”的人员;不仅包括普通工人,也包括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总之,一切从事或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者都属于工人阶级.

因此,理论上对工人阶级的泛化进行解读并不难.比如,马勒的“新工人阶级”论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随着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生产工人将愈来愈少,非生产工人即技术工人和研究人员、管理人员会愈来愈多.工人阶级除了要直接生产有形的产品,还要生产无形的“生产条件”,即为生产提供技术、管理和服务等.这样,工人阶级不仅包括传统蓝领工人,还包括那些生产“生产条件”的科研人员与组织者等,称之为“新工人阶级”.

对工人阶级的泛化理解,也同样适用于改革开放30年中出现的多种新兴社会结构成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步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推进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大批乡镇企业职工、进城农民工、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和新兴产业职工源源不断地加入工人阶级队伍.

根据2008年度的国家统计年鉴,2007年城镇就业人员29350万,其中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分别占6424万人、718万人,只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不到1/4,其余超过3/4的就业分布在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同时,乡镇企业和乡村私营企业就业的人数分别达到15090万、2672万.这些就业人员绝大多数都属于泛化工人阶级的范围.

同时,工人阶级内涵的泛化,并不能掩盖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并真真切切地体现在转型社会中的每个角落.有学者采用最经典的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以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综合标准,把泛化的工人阶级进一步细分为四个层次：管理者为上层,由党政干部、高层经营管理者、高级专业人员构成;专业技术人员为上中层,由拥有高新技术的人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构成;产业工人为中层,由国企、集体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构成;一些特殊工人为下层,由失业下岗职工、失业工人和城市外来农民工构成.

当前工人阶级的泛化与分化,还在意识上使得传统理念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直接感受产生差距.对于改革开放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兴阶层与群体,包括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等,显然难以使他们对传统产业工人形象产生共鸣,更难让他们承认与农民工群体属于同一社会组分.因此,工人阶级的分化,不仅体现在职业结构和经济地位上,更体现在意识分化上,彼此间难以形成认同感,使得当前的工人阶级成为“不确定”的阶级.因此,需要研究如何整合工人阶级价值观念,重建工人阶级“共同意识”.

关注工人阶级中的困难群体中国工人阶级60年来的演变历程,伴随着社会价值分配格局的不断调整、变迁,阵痛不可避免,对于当前出现的工人阶级中的一些困难群体,需要格外关注.

关注一：进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与社会保障问题在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都存在着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的特定发展阶段.但中国这样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其实,中国工人阶级在最初形成时,其成员绝大部分就来自破产的农民.只是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我国建立起特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才人为割裂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渊源关系.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向工人的转化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和“招工”方式实现的.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方式,没有出现所谓的“农民工”现象.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转轨时期,进城的农民工大批涌入产业工人队伍,成为产业工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农民向工人阶级的转化主要是通过市场的手段和方式实现的,但同时被刻上深深的制度安排烙印.他们的户籍身份仍然是农民,在现有的户籍管理体制中举步维艰,成为城镇生活中的边缘群体,过着候鸟式的生活.

由于身份的限制,农民工往往不能享受到正常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的“苦、脏、累、险”行业,他们工作条件苦,收入水平低,居住环境差,未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像城镇职工一样平等地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据统计,目前在城市就业的约1.4亿农民工,与用人单位有劳动关系的只有7000多万人.截至2008年底,全国只有2400多万农民工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4200多万农民工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4900多万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1500多万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同时,他们还在居住、生活、子女就学等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另外,他们常常被看作城市社会的异己力量,被当作治安状况恶化的重要因素.如何进一步打破农民进城务工的制度障碍,使得农民工融入正常工人阶级队伍,是一个不容回避、必须破解的难题.

关注二：国企下岗职工生活问题这部分工人主要是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他们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作为我国传统工人阶级的主体,一度被称为“老大哥”.他们曾经拥有优越的政治身份地位,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

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人口问题造成我国劳动力过剩,使得在改革以前就存在着隐性失业.不过改革前,国家采取了“低工资,高就业”、“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的保障性安置就业措施,把显性的过剩劳动力转化为隐性的过剩劳动力.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国有企业三项制度的改革,计划体制内的国有、集体企业的工人与企业的劳动关系逐步脱离计划经济的束缚,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转型,使得这种隐性的失业逐步显现化.当时还不叫“下岗”,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职”,有的地方叫“厂内待业”,有的叫“放长假”、“两不找”,等等.90年代中后期,下岗职工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开始凸显,并且引起社会各方面普通的广泛关注.下岗职工问题集中在这个时期出现,是我国经济发展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从根本上说,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国企改革将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同时,在改革的利益重新调整过程中,大量的下岗、失业、为企业效益及早退休的工人成为受损最严重的困难群体.部分职工在改制成功的和垄断的企业中得到实惠,但一些被淘汰的夕阳产业的工人,下岗及失业补助或退休工资水平非常低,这部分工人本身的科技文化水平也较低,而且年龄偏大,他们再就业和增加收入的能力也就很有限.这部分职工收入水平低,基本生活缺乏必要社会保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处于明显弱势地位,他们的生活困境已逐渐被固化,且开始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这部分职工的就业利益和劳动报酬利益没有得到保障,与国家对工人的“欠账”有关,需要以负历史责任的态度对他们的生活困难问题进行关注.

中国工人阶级包括哪些社会群体？具体点

中国工人阶级包括：1、产业工人，如制造、建筑、运输等行业的劳动者；2、机关事业单位、商业单位的劳动者（职员）；3、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己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78）；4、 有关数据，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总数在2～3亿，其中进城农民工应有1.4亿。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

工人阶级（又称劳动阶级、劳动阶层等；英文：working class）通常用于表示社会地位与社会等级，无论何时，该阶层在社会所占比例最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比例减少，一般为产业工人阶层为主。

按照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是那些靠出卖劳动力(包括体力和脑力)、不拥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劳动成果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剥削，并为社会创造主要财富的阶层，包括大部分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

如此，农民自然不在工人阶级行列，因为，农民占有一点生产资料（农场农民例外），私营业主，个体业主肯定不能列入工人阶级行列。即使蜗居菜市场的农民工，也不能列入工人阶级行列。如此一划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贫富阶层，并是工人阶级以外阶层和工人阶级了，而是，十分混浊，理不清，讲不清的。由此可见，机械地按照马克思主义认为，去界定工人阶级，那么，我们无法去探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问题。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以“工人阶级就是劳动阶级、劳动阶层等；如此一界定，社会主义社会就存在两大阶层：劳动阶层和非劳动阶层。凡是参与社会主义劳动的人都是劳动阶级的人，凡是不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的人都不是劳动阶级的人（当然，法定退休人员、病休人员、及未到法定劳动年龄的少年儿童不在此列）。

二、中国工人阶级内涵的三次外延

第一次外延：干部、职员都属于工人阶级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经济结构逐渐趋向单一，只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工人阶级相对人数和绝对人数都进一步扩大。同时，社会阶级阶层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消失，中国只剩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二阶级--阶层”的社会结构。

工人阶级的内部构成日益丰富，管理阶层不再独立，而成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相应地，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划分为干部和工人两种政治身份。“职员”的身份消失，职员与工人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商业及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代会”都改称工会。

第二次外延：知识分子阶层的定位在如何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经历了比较曲折的过程。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分析，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个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一时期的刘少奇则更加明确，认为教员、记者、演员等文化教育工作者“都是雇佣劳动者”，应该包括在工人阶级之内;工程师、技师等职员，都是“雇佣劳动者”，从事“脑力劳动”，“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

但是随着中国政治思想领域逐步进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不断发展。特别是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两个基本估计”: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扩展到整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段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对知识分子实行了教育和改造的政策，并没有将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直到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己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真正从理论上把知识分子纳入到工人阶级的范畴，进一步扩大了工人阶级的内涵。

第三次外延：农民工阶层兴起农民工是指农民户籍身份还未能得以转换，而又常年或大部分时间在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经营的被雇佣群体。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民工开始涌现。在2003年举行的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农民工大体可被分为两类：一是离土离乡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的厂矿、机关、商业、服务行业劳动;二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在本乡本村的乡镇企业或在附近城镇的工厂、商店、机关劳动。从劳动关系上讲，这两种农民工都应该属于工人阶级。

可以说，当前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根据近期正式公布的数据,我国农民工总数约为2.3亿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1.2亿。其中，在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8%,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68%,在建筑业中接近80%;在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餐饮业中,农民工占到52%以上。加起来，二、三产业的农民工已经有8300万之多。

当代的农民工与以往来自农民的工人有很大不同：首先，它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它不但是对工人阶级队伍的大量补充，也是对现有产业工人的有力冲击;其次，与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进入工人队伍的过程不同，这次基本上是自发的，而且其主要流向是合资、外资、私营企业，成为典型的雇佣工人;再次，农民工享受不到城镇国有企业工人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

近30年的泛化与分化以是否拥有生产资料为一元化的阶级划分标准，从理论上为工人阶级内涵泛化提供了依据。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晚年时期，已经出现了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趋势，分工在扩大，协作在加强，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并提出了“总体工人”的概念。相应地，工人阶级不仅包括体力劳动者，也包括脑力劳动者;不仅包括工厂工人，也包括工厂以外的在其他领域从事“协作性质”的“共同劳动”的人员;不仅包括普通工人，也包括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总之，一切从事或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者都属于工人阶级。

因此，理论上对工人阶级的泛化进行解读并不难。比如，马勒的“新工人阶级”论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随着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生产工人将愈来愈少，非生产工人即技术工人和研究人员、管理人员会愈来愈多。工人阶级除了要直接生产有形的产品，还要生产无形的“生产条件”，即为生产提供技术、管理和服务等。这样，工人阶级不仅包括传统蓝领工人，还包括那些生产“生产条件”的科研人员与组织者等，称之为“新工人阶级”。

对工人阶级的泛化理解，也同样适用于改革开放30年中出现的多种新兴社会结构成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步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推进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大批乡镇企业职工、进城农民工、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和新兴产业职工源源不断地加入工人阶级队伍。

根据2008年度的国家统计年鉴，2007年城镇就业人员29350万，其中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分别占6424万人、718万人，只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不到1/4，其余超过3/4的就业分布在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同时，乡镇企业和乡村私营企业就业的人数分别达到15090万、2672万。这些就业人员绝大多数都属于泛化工人阶级的范围。

同时，工人阶级内涵的泛化，并不能掩盖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并真真切切地体现在转型社会中的每个角落。有学者采用最经典的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以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综合标准，把泛化的工人阶级进一步细分为四个层次：管理者为上层，由党政干部、高层经营管理者、高级专业人员构成;专业技术人员为上中层，由拥有高新技术的人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构成;产业工人为中层，由国企、集体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构成;一些特殊工人为下层，由失业下岗职工、失业工人和城市外来农民工构成。

当前工人阶级的泛化与分化，还在意识上使得传统理念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直接感受产生差距。对于改革开放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兴阶层与群体，包括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等，显然难以使他们对传统产业工人形象产生共鸣，更难让他们承认与农民工群体属于同一社会组分。因此，工人阶级的分化，不仅体现在职业结构和经济地位上，更体现在意识分化上，彼此间难以形成认同感，使得当前的工人阶级成为“不确定”的阶级。因此，需要研究如何整合工人阶级价值观念，重建工人阶级“共同意识”。

关注工人阶级中的困难群体中国工人阶级60年来的演变历程，伴随着社会价值分配格局的不断调整、变迁，阵痛不可避免，对于当前出现的工人阶级中的一些困难群体，需要格外关注。

关注一：进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与社会保障问题在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都存在着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的特定发展阶段。但中国这样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其实，中国工人阶级在最初形成时，其成员绝大部分就来自破产的农民。只是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我国建立起特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才人为割裂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渊源关系。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向工人的转化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和“招工”方式实现的。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方式，没有出现所谓的“农民工”现象。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转轨时期，进城的农民工大批涌入产业工人队伍，成为产业工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农民向工人阶级的转化主要是通过市场的手段和方式实现的，但同时被刻上深深的制度安排烙印。他们的户籍身份仍然是农民，在现有的户籍管理体制中举步维艰，成为城镇生活中的边缘群体，过着候鸟式的生活。

由于身份的限制，农民工往往不能享受到正常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的“苦、脏、累、险”行业，他们工作条件苦，收入水平低，居住环境差，未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像城镇职工一样平等地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据统计，目前在城市就业的约1.4亿农民工,与用人单位有劳动关系的只有7000多万人。截至2008年底,全国只有2400多万农民工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4200多万农民工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4900多万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1500多万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同时，他们还在居住、生活、子女就学等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另外，他们常常被看作城市社会的异己力量，被当作治安状况恶化的重要因素。如何进一步打破农民进城务工的制度障碍，使得农民工融入正常工人阶级队伍，是一个不容回避、必须破解的难题。

关注二：国企下岗职工生活问题这部分工人主要是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他们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作为我国传统工人阶级的主体，一度被称为“老大哥”。他们曾经拥有优越的政治身份地位，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

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人口问题造成我国劳动力过剩，使得在改革以前就存在着隐性失业。不过改革前，国家采取了“低工资，高就业”、“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的保障性安置就业措施，把显性的过剩劳动力转化为隐性的过剩劳动力。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国有企业三项制度的改革，计划体制内的国有、集体企业的工人与企业的劳动关系逐步脱离计划经济的束缚，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转型，使得这种隐性的失业逐步显现化。当时还不叫“下岗”，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职”，有的地方叫“厂内待业”，有的叫“放长假”、“两不找”，等等。90年代中后期，下岗职工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开始凸显，并且引起社会各方面普通的广泛关注。下岗职工问题集中在这个时期出现，是我国经济发展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从根本上说，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国企改革将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同时，在改革的利益重新调整过程中，大量的下岗、失业、为企业效益及早退休的工人成为受损最严重的困难群体。部分职工在改制成功的和垄断的企业中得到实惠，但一些被淘汰的夕阳产业的工人，下岗及失业补助或退休工资水平非常低，这部分工人本身的科技文化水平也较低，而且年龄偏大，他们再就业和增加收入的能力也就很有限。这部分职工收入水平低，基本生活缺乏必要社会保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处于明显弱势地位，他们的生活困境已逐渐被固化，且开始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这部分职工的就业利益和劳动报酬利益没有得到保障，与国家对工人的“欠账”有关，需要以负历史责任的态度对他们的生活困难问题进行关注。

中国工人阶级是如何产生的？

[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 外国资本的入侵，首先沿海城市上海、广州、厦门、福州、武汉、重庆、天律等地创办了造船厂、轮船公司、缫丝、砖茶厂、印刷厂等。在这些外国企业中产生了第一批产业工人，主要是海员和航运工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首先从军事工业开始。由于对外战争的连连失败，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清政府官僚开始创办军事工业，以及采矿、炼铁业和纺织工业。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开始投资于棉纺、织布、缫丝等近代工业。在这些工厂企业中也产生了一批工人。据估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的五十多年间，外国商人在中国开办的工厂共约百余家，工人三万四千多人，官办工厂四十多家，工人四万七千多人，民办工厂百多家，工人三万四千多人。三项合计，共有工厂二百四十多家，工人十一万五千多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在中国扩大了经济侵略的范围、规模和速度，在铁路、矿山、工业各方面的投资有了很大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经营并掌握管理权的有滇越、中东、胶济、京汉、京奉、津浦、沪宁、京绥等铁路。到1913年，外国资本在中国兴建了铁路一万多公里，大型矿山二十几个，各种加工厂增加到一百六十六个，外资经营的航运业和电气、自来水、公共交通等市政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这个时期，中国民族工业主要是煤铁开采业和纺织业，商办工业也逐渐增多。在这些新办的中外企业中又产生了一批工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工矿企业的工人有六十多万，加上海员、铁路工人共有一百多万。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俄、德、法等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轻工业的纺织和面粉业，乘机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1913年至1920车，在轻工业的二十三个行业中，新设厂六百七十五家。面粉工业，1900年只有两个厂，1928年增加到八十六个厂。在此期间，陈英、法两国依然保持着在中国原有的侵略势力外，日、美两国乘机扩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日本除武力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全部工厂、矿山和铁路外，还乘机增加了它在上海、青岛、武汉等地的工业投资，兴建了大批棉纺织厂。从1914年到1921年的七年中，日本在华设立的较大的厂矿有二百二十三家(不包括在华掠夺的工厂），同时美国在华投资也有较大增长。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日、美帝国主义大量开办企业，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就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到1919年发展到二百万人左右。 [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 比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中国工业工人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它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除了具有无产阶级一般的基本特点，即与机械化工业大生产相联系，富有组织性、纪律性外，还有一些独特的特点。 第一，中国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首先产生于外国资本企业，因此比起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些。 第二，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工人劳动时间很长，一般每天在十二小时以上，多的达十六小时到二十小时。中国工人的工资非常低微，1919年前后，工人每日工资是一、二角到三、四角银元，而当时米价每担常在十元左右。这种工资水平，只有当时同种类的英国工人工资的七分之一，日本工人工资的四分之一。许多工厂均按日计算工资，一切例假工资按日扣除。发生事故停工，当日的工资按时计算，加上物价不断高涨，实际工资不断下降，工人连最低限度的生活都很难维持。 在中国没有保护劳工的法律，没有失业救济，工人的生命没有起码的保障，生病、因公负伤没有应有的补贴。一般厂矿企业的安全设备很坏，事故多得惊人。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号称关怀劳动保险的抚顺煤矿，根据1913年的统计，灾害事故达两千九百一十八次，死伤人数达三千一百四十八人，仅1917年一次瓦斯爆炸，就死了九百二十一人。根据1920年初对唐山开滦煤矿的调查，这个矿矿井经常发生窒闷、穿水、瓦起火、例塌或煤层下坠等事故，在矿内因这些事故而致死者平均每月四人，致伤人数比死的多两倍。用手工挖煤，用马拉运，如果发生塌陷或其他事故，矿方忙于救马，不顾矿工生命，因为死一匹马价值一百八十元，而死—个工人仅出抚恤费四十元。在近代企业中还普遍施行各种封建性的剥削制度，加包工制、包身工、养成工等。包工制即由大工头向资本家包下一定工作，再转包给小工头，小工头再包雇工人，层层进行盘剥。如开滦煤矿矿务局的煤，全由工头包挖。包窑的人，照章以大作包出来，再以小作雇工，所雇的小工，每日下井八小时，工资不过二十枚铜板。工头还用诱赌、放债等方法，使工人愈做愈穷，成为终身的劳役。包身工是受资本家和包工工头双重剥削的少年工人(多系农村少女)。带工工头以极低微的包身费，与其家庭订立包身契约，包身期限一般三年。在这期间，工人完全失去自由。在资本家和工头的欺压下，进行繁重的劳动，全部工资都归带工工头所有，只给一点勉强能维持工人自身食宿的费用。养成工是由资本家雇来的童工，三、五年内只供食宿，期两艺成后仍要替资本家干活，工资极低。此外，工人可以随便被开除、罚款、挨打、扣工资和搜身。资本家和工头甚至可以设置刑具，对工人进行拷打和动刑。至于女工和童工被剥削更为厉害，工作时间同成年男工一样，而工资只抵成年男工工资的二分之一，还不时受到侮辱和欺压。中国工人在政治上毫无民主权利．没有罢工和言论自由。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订立《暂时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等规章，拒绝工人的正当要求，任意毒打和枪杀工人。如1913年汉阳兵工厂工人和北京邮政工人的罢工，都遭到军阀的镇压，有的罢工领袖被处死刑，有的被迫自杀。1915年，安源煤矿罢工工人竟被当作土匪处置。 中国工人阶级遭受的压迫和剥削是世界罕见的，所以他们具有坚决彻底的革命性。特别能战斗。 第三，中国工人阶级高度集中。中国近代工业虽然不多，做主要分布在少数大城市，因而工业无产阶级就比较集中，并且集中在少数大厂矿里。根据十三个省的不完全统计，1900年到1910年间，雇佣五百人以上的厂矿有一百五十六家，共二十四万零三百九十五人，其中四十家外国厂矿几乎占有一半人数。在一百五十六家厂矿中，——千人以上的有六十五家，共十五万二千四百五十二人；万人以上的有两家，共两万五千零九十人。据1934年对上海的调查，在有五百人以上的企业内做工的工人，占上海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并且大部集中在纺织、煤铁矿、造肥、运输等企业。从地区来说，上海等几个工业大城市，每地集中工人十万以至数十万。据1925年上海总工会调查，仅上海一地就有产业工人五十万，连同附近几个工业发达的城市如无锡、南通等，共有产业工人百万左右。武汉三镇共有工人四十万，天津有三十万，香港有二十五万，广州有十万，东三省的沈阳等城市、工矿区共有六十万。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虽然占少数，但是因为它很集中，不仅有利于整个阶级的团结，而且有利于战斗，在革命斗争中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 第四，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工业无产阶级以外，还有城市小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一千二百万人，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音尚有一个巨大的数目。如果加上农村中的半无产者——贫农，那末全国各种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人数就大大地超过全国人口的半数。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都是非常残酷的。同时，由于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多数是从破了产的农民出身，这就使他们结成亲密的联盟。这些特点，使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中国革命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早期的自发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断地进行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广州出现了最早的搬运工人的组织——广州打包工人联合会。1858年，香港两万多市政工人和搬运工人，在反对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城的斗争中，罢工回广州。这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次大罢工。据不完全统计，1840年到1904年的六十多年间，有文字记载的工人斗争共约三十次，平均每年不到一次；1905年到1913年的九年间，共约七十多次，平均每年约八次；1914年到1919年5月，共一百二十多次，平均每年二十多次。仅1918年一年全国就发生罢工三十三起，1919年增加到六十七起。中国工人阶级早期自发斗争的规模和形式不断发展。最初是个别的或少数的工人，采取同雇主吵闹、向官厅告状、破坏机器设备、抢劫库房、烧毁原料或制品等方式，进行反抗。后来逐渐发展到数十人、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有某种组织和领导的怠工和罢工。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香港等地开始出现了几个企业，甚至全行业的同盟罢工和总同盟罢工。例如，1914年10月，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三个轮船公司的宁波籍海员举行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同年12月，上海黄包车工人举行同盟罢工，反对增收车租。1915年，安源煤矿工人为了反对残酷剥削和反对外国工程师袒护殴打工人的工头，举行了罢工。哥老会组织领导了罢工，后因军队镇压而失败。1916年，北京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工人、上海翻砂工人、上海英商香烟公司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举行了罢工。1917年，湖南水口山矿工和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各三千人举行罢工。1917年3月，上海中华、文明两书局的印刷工人举行罢工，支援商务书馆印刷工人的斗争。各地还发生手工业工人的全行业罢工。 这些日益增长的罢工，主要是出于工人不能忍受牛马不如的生活状况，不能忍受残暴的虐待，反对克扣工资和要求提高工资而自发进行的经济斗争，也有一些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因而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但是，那时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政党和统一的工会领导，尚处在自在阶级的状态。 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进行了英勇的反抗。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香港船舶修造工厂拒绝为法国侵略者修理军舰。1903年，云南蒙自万余矿工参加了资本家发动的临安起义。1907年到1909年，安徽铜官山的矿工们在矿务工会的领导下展开斗争，废除了英帝国主义者在铜官山开矿的合同，收回了矿权。1912年，安庆的工人们在孙中山的支持下，积极参加了焚烧鸦片的斗争。1915年，在反对日本企图灭亡中国而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运动中，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日本厂雇用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并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1916年11月14日，天津法租界全体工人，包括搬运工人、店员、仆役、巡捕在内的一千七百多人进行罢工，斗争一直坚持到1917年3月，终于取得了胜利。1919年冬，安徽繁昌桃冲铁矿工人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和剥削(每吨铁值二十元，日本人只给五元)，斗争取得了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的早期斗争多数集中在沿海城市和矿山、铁路，这是由帝国主义侵吃力特点决定的。中国工人阶级早期斗争一开始，就突出反对帝国主义，同时也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任务之繁重、艰巨是各国工人运动所罕见的。中国先有工入阶级，后有资产阶级，中国工人阶级一诞生就比资产阶级力量强，这也是世界罕见的。中国工人阶级早期斗争都是自发的斗争，组织也是原始的，如帮口行会等。这个时期的工人阶级处于自在阶段，斗争多数是经济性的，即使有些政治性的斗争，它也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是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的。它既无自己政治的领导，也没有统一的工会组织，而是靠一些民间的秘密团体。这些组织既不能反映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和要求，也不可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工人运动的发展，为自己的统一组织——工会和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奠定了阶级基础。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对本阶级的运动加强了领导，使它逐步由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过渡

计算机网络专业在厂矿部门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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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是指的什么。是工人阶级还是农民

百度了一下：

无产阶级，包括工人阶级。

在资本主义社会，指丧失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被雇佣的劳动者阶级。

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上，工人阶级已摆脱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成为掌握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经济上，生产资料公有，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无产的“产”，指的是生产资料，而不是个人财产。

现代概念

到了现代，世界上出现了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生产资料已经收归代表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时，至少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已无私人的生产资料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劳动者，都靠工资生活，但却不能说这些人仍然是“无产者”或“无产阶级”，因为在法律上，他们也是国有财产的所有者和“股东”。因此， 在包括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中，已不再称工薪阶层为“无产者”或“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国商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办了一批船坞和工厂。这些外商企业，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剥削中国广大劳动人民。这样，中国无产阶级就先于中国资产阶级在外商企业里诞生了。

19世纪40年代，英国商人在香港创办了阿白丁船坞。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美国长老会在澳门设立花华圣经书房。这些外商企业的工人，都是从中国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里雇来的，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批工业无产者。

随后，在洋务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厂矿里，也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到1894年约有10万多人。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比较集中，除矿工外，基本上集中于沿海和长江流域各通商口岸。上海最多，其次是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工人集中于大城市与大中型企业，对于宣传、组织工人进行斗争是有利的。

中国无产阶级主要来源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它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

现在的中国还有无产阶级吗？

感觉思想很混乱，都来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