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特殊时期的再定位_刘元春解读

文章导读:

• 1、在疫情重挫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下,实施(+),向经济释放流动性是必要的,否则全球经？
• 2、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如何评价中国经济？
• 3、刘元春表示全球经济前景更悲观，中国的经济处于什么阶段？
• 4、如何认识和适应经济新常态

在疫情重挫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下,实施(+),向经济释放流动性是必要的,否则全球经？

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弹性和韧性，它对当前的疫情冲击有很强的防御和自愈能力，能够使中国经济在克服当前困难和风险基础上快速回归向好发展的轨道上。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趋势，如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图片来源/新华社

■刘元春 任泽平 陈彦斌 伍戈联合解题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积极组织内外部专家，针对“疫情背景下的经济增长与宏观政策”展开联合研究。

中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

虽然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短期影响，但是中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经济的韧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第一，中国经济的最大韧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决定了中国可以利用举国力量快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快速使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第二，经过70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奠定了实力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生产能力，疫情对于中国数百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接近9亿人的劳动力以及全世界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生产体系难以产生实质性损伤。

第三，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巨大。疫情带来的冲击，无法撼动中国市场的自我良性循环。居民消费升级、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进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都将为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第四，新经济和新动能的蓬勃发展将较大程度缓冲疫情冲击。尤其是互联网经济与网上办公等新业态的发展，保证了中国经济社会在疫情中保持有效运转，缓冲了疫情对传统经济的冲击。

第五，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经济调控能力、充足的政策工具箱和广阔的政策空间，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目前，中国政府债务率不到60%，预算财政赤字率没有超过3%，各类贷款平均加权利率依然维持在5%左右，由此保证了中国政府可以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持续展开有弹性的“六稳”政策。

总体看，当前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弹性和韧性，它对当前的疫情冲击有很强的防御和自愈能力，能够使中国经济在克服当前困难和风险基础上快速回归向好发展的轨道上。

任泽平（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趋势，如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一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经济主导全球。据IMF估计，2019年全球GDP总量达86.6万亿美元，其中，中、美占全球GDP比重分别为16.6%和24.7%。

二是2019年中国GDP实际增速6.1%，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相比之下，美国GDP实际增速2.3%、韩国2.0%、英国1.4%、日本0.7%，均远落后于中国。

三是中国人均GDP仍有较大增长空间。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70892元，即10277美元，仅为美国的约1/6，英国的1/5，与1981年的日本、1994年的韩国相当，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四是中国城镇化率仍有20%的提高空间。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60.6%，仅略高于2018年世界平均水平55.3%，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81%。同时，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有约2.3亿农民工及家属子女未能市民化。

五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大市场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国有覆盖14亿人口的统一市场，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均可自由流动，产品研发、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都存在巨大的规模效应。

六是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2019年末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约9亿，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每年有约800万大学生毕业。尽管中国总人口已跨过刘易斯拐点，但人口素质的上升使得中国孕育了新一轮、更大的人才红利。

七是中国创新创业十分活跃，新经济独角兽企业数仅次于美国。2019年中美新增独角兽分别占全球比重为12.6%和55.9%。未来中国信息服务业与人工智能、AR、VR技术结合仍将释放巨大增长潜力，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能。

疫情不会改变中国中长期向好趋势

疫情会否影响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应主要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恢复经济增长？

刘元春：任何一场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本质上是外生的、短期的和局部的，不会引起一个大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趋势出现偏离。这是因为，一个国家中长期的发展趋势和生产能力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资本存量及其增长速度。二是劳动力及其人力资本积累的状况。三是技术进步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这三大因素均不会因为疫情的冲击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纵观近百年历史，没有哪一场大疫导致一个大型经济体出现长期停滞，经济一般在疫情消退后1个季度左右就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因此，当前疫情最多只会带来1至2个季度的经济小幅波动，不会改变中国中长期向好趋势，中国的潜在增速不会出现系统性偏离。由此，当前经济工作重点应在于有序展开复工复产，使经济循环尽快常态化，不宜在经济社会秩序没有常态化之前展开大规模经济扩张计划。经济政策应以疫情救助和促进经济循环体系恢复为主，坚持底线管理的基本原则。

任泽平：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将大于2003年非典，但时间可能更短，具体影响大小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和政策对冲力度。当前应兼顾应对疫情和长期改革，供求两侧发力，推出几项具有破冰效应、释放重大信号、能够提振各方信心的关键举措。一是提前储备项目，疫情后实施大规模基建，把由疫情冲击经济砸的坑填上。尤其是对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进行适当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刺激需求、稳定就业，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二是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并优化方式，从减增值税改为减企业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率，提高企业获得感。一方面，继续下调社保缴费率3个百分点，其中养老、医疗保险缴费率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至21%，与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当。

警惕疫情下的六大风险点

疫情下须重点提防的风险点有哪些？

刘元春：第一，经济增速下行下，就业风险是最大的灰犀牛。2月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仅为37.9%，比2019年同期下降15.7个百分点，表明就业市场出现收缩。虽然不会造成大面积失业问题，但就业形势明显吃紧。

第二，当前物价的结构性上涨势头将进一步显现，应谨防“滞胀”风险。可以预见，在疫情管控放松后价格将快速释放。同时，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的复工复产进程不一致，也会导致供应链出现瓶颈，部分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

第三，要警惕疫情在全球蔓延所带来的全球经济快速下滑、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风险。目前，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势头明显加剧。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将面临全球经济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大不确定性，应当作出相应预案，防范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

第四，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防止房价快速回落。疫情后房地产企业通过大幅降价来快速回笼资金的情况将会增多，一旦降价预期形成，将容易形成“购房意愿下降——需求减少导致房价下降——降价预期增强”的不利循环，这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将产生较大冲击。

第五，要高度警惕放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化风险。目前经济循环没有基本恢复，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难以流入实体经济，资金大规模进入金融市场会带来资产泡沫化风险。而资产泡沫将引发金融市场的大幅回调，妨碍疫情后中国经济的恢复。

第六，要高度警惕过度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政府债务加剧风险。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同，疫情冲击是短暂的，疫情后经济运行会恢复常态化，因而采取类似2009年大规模刺激政策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且，过度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导致政府债务和宏观杠杆率大幅上升，这将会成为金融风险的核心根源，也会阻碍社会生产率的提升。

任泽平：当前须兼顾疫情防控与恢复生产，警惕各地疫情防控“一刀切、层层加码”现象。一些疫情较轻的城市，盲目照搬疫情严重地区措施，采取各种过度限制措施，不能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没有兜底预案、企业买单的情况下，将疫情防控措施无限扩大化，经济发展基本停滞，本质上是懒政怠政、不担责的表现。

“一刀切、层层加码”式防控，打乱了经济运行秩序，给企业、各行业、产业链、社会稳定带来严峻压力。因此，应坚持疫情防控与企业复工“两手抓”，采取分区分级防控措施，杜绝以疫情防控之名行懒政怠政之实，以简单粗暴的方式限制企业复工。

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会有多大影响？中国应采取什么措施来巩固和提高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以增强国际竞争力？

任泽平：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中国须以改革的方法稳增长。一是放开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等基础领域及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化国企改革，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消除所有制歧视，提升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效率。二是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配套制度。三是推动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强化居住和实体经济属性，弱化金融属性。一方面，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改革“人地挂钩”。另一方面，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稳定，回归市场化，支持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支持行业间并购重组。四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

货币政策要注重定向调控、精准调控

当前CPI位于几年来的高位，这使得货币政策发力时受到掣肘，但疫情对餐饮、旅游等行业影响较明显，其中小微企业尤其须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两难情形下，货币政策应如何定位？

陈彦斌（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2020年1月份CPI同比涨幅上升至5.4%，触及了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涨幅仅为1.5%，连续16个月位于2%以下的较低水平。整体CPI与核心CPI走势分化，对货币政策的制定造成了一定困扰。

理论上看，货币政策制定应着眼于核心CPI而非整体CPI。这主要是因为，包含食品和能源价格的CPI容易出现预期之外的大幅波动，会扰乱公众预期并对货币政策空间形成制约。本轮CPI上涨主要是受猪肉价格上涨叠加疫情的影响，与经济基本面不存在较大关联。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应掣肘于整体CPI的上涨，而应坚持稳定经济的目标定位，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当然，猪肉价格上涨所引起的CPI涨幅扩大问题也不容忽视。有效解决猪肉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财政补贴政策等针对性较强的其他经济政策激励生产来加以应对和实现价格稳定，不能依靠总量调节为主的货币政策。

伍戈（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一是为应对疫情严重冲击，货币政策应坚持稳健略宽松的取向。在一季度各行业普遍遭受重创的情况下，需要宽松货币政策为稳增长和稳就业“护航”。二是需把握货币政策宽松的力度和节奏，坚持适度宽松但避免“大水漫灌”。当前，CPI涨幅位于高位，货币宽松的幅度需要考虑对物价的影响。同时，货币过度宽松容易导致房价大幅上涨。未来仍需坚持“房住不炒”定位，防止过量流动性推动房价上涨。三是货币政策要坚持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合理运用政策工具。本次疫情对二、三产业以及中小企业冲击较大，因此货币政策操作要注重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合理运用结构化货币政策工具，实现精准帮扶。

疫情下货币政策如何提高调控效率，更有效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陈彦斌：面对本次疫情，货币政策及时采取多种手段释放了较为充裕的流动性，并通过政策利率积极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但也应看到，目前货币政策效果更多体现为股市的快速上涨，资金“脱实向虚”问题有所显现。因此，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使货币政策更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事实上，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问题一直存在，其根源在于经济与金融体制机制上的扭曲。一方面，实体经济中存在一些预算软约束部门，对信贷资金存在大量需求，挤占了其他部门的信贷资源。另一方面，在利率仍存在一定管制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可获得稳定的净息差，因而不愿过多承担风险，更有意愿将信贷资源投放到预算软约束部门。

需要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一是加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金融监管三者的协调配合，推动资金更好地流入实体经济。二是适度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特定群体的扶持。但这只能作为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不能长期化、常态化使用。三是要加强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与前瞻性指引，给予公众信心和稳定的预期。四是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除经济与金融体制上的扭曲，并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步伐。

伍戈：为保证全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货币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在稳健基础上灵活适度。用好已有金融支持政策，适时出台新政策，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妥善应对疫情短期内对经济的冲击，不搞“大水漫灌”。一是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手段以及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等中长期流动性投放工具，保持总量合理。适时适度调节存款基准利率，合理压降银行负债端成本。二是继续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已出台的政策要精准落地，压实承贷银行的责任，对企业进行严格的筛选，确保贷款用于疫情防控领域。同时，要提高审批和放贷效率，有效降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三是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支持措施。要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情况，合理调整政策节奏，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措施。根据不同地区疫情演变进度，不同行业复工复产进度及计划，设计有针对性的支持方案。四是要更加重视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可考虑根据不同地区疫情情况，给予企业在特殊时期还本付息延期支持，对因疫情影响未能及时还款的企业不作逾期信用记录报送。

从多方面着力实现财政政策效用值最大化

财政目前处于紧平衡状态，尤其是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如何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定位？

陈彦斌：当前，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压力，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的财政政策应加力提效，让“紧平衡”下有限的财政资源发挥更大作用。具体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适当提高2020年的目标赤字率。适当提高目标赤字率体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定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财政收支压力。二是财政政策要精准发力。针对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和企业，要进一步具有针对性地出台更多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三是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在减少税收收入的同时，避免非税收入的升高，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以最小代价稳定经济增长。

伍戈：在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和财政收支承压背景下，为积极对冲疫情影响，要继续推行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充分利用专项债等政策工具，将政策落到实处，实现财政政策效用值最大化。一是更加精准实施减税降费。可考虑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税费政策，政策导向由“更大规模”转向“精准落地”，密切关注不同行业的税负变化，重点支持受损严重行业复工复产。二是优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要落实零基预算理念，重视评估重大项目的财政可承受能力，削减非必要、非重点项目支出，压缩一般性支出。财政资金应投向撬动力度更大的重点领域，以市场化为原则，承担市场无力满足的需求。三是扩大专项债发行和使用。鉴于专项债是专款专用的债务，不计入财政赤字，有成本低、使用灵活的优势，建议未来进一步扩大专项债发行和使用。

以一揽子政策帮助市场恢复信心

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应采取哪些重要举措帮市场与公众更快更好恢复信心？

陈彦斌：还应从更全面的视野布局，采取“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一揽子政策，帮助市场与公众恢复信心。一是要着力落实“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组合，更好地提升消费者信心。就改革政策而言，核心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扭转中等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增速过快下滑的局面。同时，要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减轻住房对居民消费的挤出作用。就社会政策而言，核心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救助体系，使居民减少预防性储蓄，更好地释放消费需求。二是要着力落实“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的政策组合，更好地提升企业家信心。就微观政策而言，要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优化营商环境。就产业政策而言，要加大力度实施以放松管制、促进竞争为核心特征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企业家提供更大发展空间和更多发展机遇。

伍戈：一是加强疫情防控，做好与社会的沟通。疫情期间首要任务是疫情防控，只有疫情控制得当，经济才能正常发展。二是稳定就业和农产品供给，保障基本民生。线下招聘目前难以开展，可打造网上就业培训项目、开展线上招聘等，利用互联网解决就业问题。同时，当下正值春耕播种之季，要有序恢复农牧种植业，减少疫情对农产品产量的影响，稳定农产品供应和价格。三是推动有序复工，尽快恢复社会生产，落实划分疫区的政策。国内多数疫区疫情形势已走向缓和，各地区应根据当地疫情，有序推进企业复工进度。高风险地区重视疫情防控，中风险地区适时安排复工，低风险地区尽快恢复产业产能。四是增强公共卫生服务制度，补齐制度短板。一方面，须建立疾病预防监管体系，第一时间发现潜在特殊疾病暴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应重视培育重大疾病防控先进人才。与此同时，加强各级部门信息披露，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营造实事求是、鼓励讲真话的氛围。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曹 阳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如何评价中国经济？

2018年7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就当前的经济形势发表评价。

刘元春认为，在对内进行去杠杆攻坚战的过程中，出现局部的动荡是必然的，关键在于局部风险释放是否会演化成全局性的风险。而在谈到对外开放时，他表示，中国应在这时候大胆清理要素市场上改革的滞后性，真正清理在资源配置中存在的各种扭曲和问题。“我们正在迈向高质量增长的路上，并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刘元春说。

刘元春称：今年金融层面动荡较大，外部环境变化也比较大，一般大家的预期会认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实际上，整体经济在前期稳增长的作用下以及外贸和消费的支撑下，还是保持了较好的运行态势。上半年GDP增长6.8%，实际上从实体经济的角度还是符合大家的预期。

但是这里也出现了两个值得高度关注的信号：第一，宏观经济里面供给侧的参数强于需求侧，这预示着下一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会比较明显。第二，金融层面的价格信号与数量信号有所背离，这预示着下半年要么进行政策的调整，要么就会发生金融价格的变化，也就是说融资成本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同时我们看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已经处于临界点了：市场与政府的交接到底顺不顺利，传统动能与新动能之间的交接顺不顺利，改革从治标性的调整向治本性的改革的对接顺不顺利，这些决定了未来一段时间经济的走向。

下半年中国经济，大家的共识是肯定会回落，但是回落的幅度要取决于几个原因。一是宏观经济的政策定位，对于外部因素的对冲是否到位。二是对于内部攻坚战中所出现的一些局部资源配置的扭曲能不能得到相对的纾解。三是一些基础性的改革能否能如期推出。

我们认为，目前从政府的改革部署和宏观政策调控来看，下半年中国经济回落会相对较大，但是肯定比市场预期的要低。同时，今年的回落不会触及到我们的一些底线管理，也就是说还是会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从目前实体经济来看，贸易战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但是它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冲击还是比较明显，主要是对市场信心的冲击。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下一步随着对500亿美金商品加征25%关税的贸易战全面打响后，肯定会直接冲击我们的外贸。出口指标和进口指标都会出现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对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计算机这样的一些出口指标会有明显的波动，我们的一些高新技术产品以及农产品的出口和价格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会同等规模向美国征收关税，因此进出口贸易的量和价都会发生变化。

按照目前大家的测算，贸易战可能会对中国外贸总量形成10%到15%这样的冲击，但是目前的这些测算不足信，因为关税对于贸易的冲击要取决于市场结构，取决于供给和消费的弹性，这其中就存在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还取决于我们对贸易战的对冲。

刘元春表示全球经济前景更悲观，中国的经济处于什么阶段？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信心低迷、预期疲软的状况没有出现根本性转变。不仅要从自身的结构变化出发，也要从世界动态调整的相对关系中看

如何认识和适应经济新常态

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经济进入新常态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方面，对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进行了深刻阐述。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的旧常态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高速度，背后又有两个“高”来支撑，一个是高投资，另外一个是高出口，这两个高引发出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所以加起来构成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六高”特点，形成了旧常态。

现在“六高模式”的旧常态难以持续下去了。一是增长的基础出现了变化，特别是高出口，逐步受到全球经济动荡的约束；二是高投资的基础出现了变化，我们经常讲的人口红利、高储蓄这些基础，发生了一些中长期的变化。我们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储蓄率不再持续上扬，2008年以来储蓄率有所减弱了。更重要的是，传统增长所依赖的基础出现了一些问题。所谓的新常态，就是由传统的增长模式转向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种转变的过程，很重要的是速度要变化，结构要变化，政策基础要变化，增长的动力机制和来源也要发生变化。

龙永图（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我很赞成刘院长讲的，我们要积极地看待这个新常态。

新常态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增长速度放缓了。过去30多年来比较习惯的两位数增长，现在逐步习惯放慢，也就是7%或8%这样的增长速度，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增长速度放缓了。我觉得还是要增强信心，要有战略思维，要从积极的方面看待新常态。

第二个特点就是经济转型也加快了。很多人问什么叫转型，现在把它当成筐，什么都往里装，我们认为主要是从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转变到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其中很重要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以后老百姓得到实惠，民生得到改善，社会更加公平。

第三个特点就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我们在淘汰退出一些过剩的产业，打造一些新的产业，比如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还有就是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与其他国家新常态有区别

与欧美等国家相比，我们的新常态显然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是从谷底上来，一个是从巅峰下来，虽然都叫新常态，但含义是不一样的。

刘元春：对美国来讲，新常态主要是指金融危机后的治理和调整，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去杠杆，通过大量的资产收购，大量的货币发行，使经济回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复苏状态。应当说美国的新常态相对比较短暂，从2014年3月开始，美国的很多金融指标和经济参数，包括房地产参数，已经回到了危机前的水平。按照美联储的想法，它的非常规政策可能会在今年中期结束。

但是相对来说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一些变化，就是我们的基础参数发生了变化，适龄劳动人口总量开始回落，适龄结婚人口总量从去年开始也出现回落，人口红利发生了一些变化。改革开放30多年所构建的改革红利逐步减少，我们正寻找第二轮的改革红利。第二个是基础参数出现了一些变异，导致增长轨迹和方式做出调整。第三个是制度基础，要从改革开放构建的初级市场经济，向一个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转变。这三种因素叠加构成了中国新常态的基础。

龙永图：其实与欧美等国家相比，我们的新常态显然是不太一样的，因为美国讲的新常态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经济跌到了谷底，然后回到比较增长的态势，是这样一个恢复。而我们从高峰的增长速度，回到一个中等的讲求质量的可持续的发展。所以一个是从谷底上来，一个是从巅峰下来，虽然都叫新常态，但含义是不一样的。

理性解读消费与投资

投资和消费之间实际上并不矛盾，中国现阶段是离不开投资的，关键是谁投资，效益怎么样，如果有大量民间投资，那么我们发展的基础就很稳固了。

刘元春：从短期来看，一个社会如果投资过多、消费过低，就会导致结构性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从中长期来看，我们一般认为消费不构成增长的核心，如果消费构成了增长的核心，那么我们拼命消费就行了，实际上从中期的角度来讲，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它的核心依然不在消费，而是在创新，依然在于国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我们整体资本形成的质量的提升，这是它的核心。

第二个要看到什么？就是投资和消费之间实际上是不矛盾的，而是其背后的一个因素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的收入分配结构、国民储蓄结构存在问题，老百姓缺乏消费的基础和制度。所以，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要进行调整，要构建一个常态化的、可持续的劳资关系。这是改革的一个重点。

龙永图：一谈经济增长和方式转变，投资似乎变成了一个坏事，其实在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要发挥投资这辆马车的作用。投资并不一定是坏事，关键是要有效。

刘元春：投资并不是高与低的问题，而是谁来投资、投什么的问题。比如印度就表示要向中国学习投资，特别是基础建设和基础教育的投资。我们经常发现社会舆论像钟摆一样，我们好像要抛弃其他新兴国家想向我们学习的东西。对此我们要反思，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龙永图：中国现阶段是离不开投资的，关键是谁投资，效益怎么样，如果有大量民间投资，老百姓把自己的钱投资到文化产业中，投资到健康产业、医疗事业、教育事业中，那么我们发展的基础就很稳固了。

苏培科(财经评论员)：要让老百姓去消费必须要解决几个问题。

首先，他要有钱去消费。我们需要解决的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与政府和企业相比，个人储蓄的增长速度是在减缓的，在这种状况下，就要进行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让老百姓口袋里有钱去消费。

第二就是敢于消费。如果通过财政的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包括医疗、养老在内的一系列问题，那么老百姓肯定是敢于消费的。

刘元春：再说说经济增速和就业的关系。在新常态下需要关注几个典型事实，一是GDP增幅回落，但是没有出现明显的通缩。二是GDP增速虽然回落，但是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失业，反而出现了民工荒、招工难现象，工资收入也是持续增长。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中国的GDP每增长1%，其带动的就业量就发生了变化，也可以说是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

龙永图：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了，但是就业反而提升了？因为服务业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同样一个单位的GDP，服务业所产生的就业岗位比制造业和房地产等产业多了30%，我们这两年GDP增速虽然放缓了，但是就业率反而提升了，每年创造一千多万就业岗位的任务一直超额完成，这点非常重要。

政府如何作为

从某种意义上讲，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就是消化一些过去存在和积累的问题。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健康并可持续地发展。

刘元春：我们强调区间调控有几点考虑，第一个考虑就是要使民众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改进的过程中来进行发展和改革，这就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第二个，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保持1300万左右这样一个就业水平，按照我们的测算，GDP增速应当在7.5%左右，实际上7.1%的增速就可以保证新增就业在1000万。

龙永图：如果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将来有一天即使是7%的增长率，甚至6.5%的增长率就可以创造1000万到1300万的就业岗位。

朱煦(媒体观察员)：对于中国来讲，新常态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也是新的挑战。这就涉及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在政府的定位上，究竟是主导定位，还是服务定位？在手段上是积极砸钱，还是谨慎出手？在目标上是政绩驱动还是其他？

刘元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等一系列措施，给市场扩展空间，让市场有创新的空间、自我配置资源的空间，这是经济改革或者说经济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最核心的工程。这个工程完成后，新的经济增长的基础就会构建起来。

现在特别强调要转变政府的职能，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职能的转变最后并不会导致政府完全退出市场。如果政府权力使用得当，同时又完全是在法律框架内行使的，是在监督的阳光下进行的，我觉得这对整个经济发展是件好事。我们认为改革的目标，用三句话可以概括，第一个是公平统一的大市场；第二个是法治有为的强中央，而不是简单地讲我们把市场做大，把政府搞小，不是这个逻辑；第三个是低度广泛的大福利。这三个是我们中长期的目标，他们是相互统一的。

龙永图：现在要消化过去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消化一些过去存在和积累的问题。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健康可持续地发展，所以在看到成就的同时，解决存在的问题，这样中国经济才能保持新的增长常态，这是非常关键的。

刘元春：系统性改革从什么地方着手？现在顶层设计已基本完成，而且已经开始破题，就是我们关注的反腐，通过反腐打破传统的利益结构，来形成改革的活力和改革的共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当然，目前全面改革的目标是要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法治，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切入点。第二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就是国有体系的调整，下一步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调整，也会出现。另外，还有经济领域其他的几个重点，比如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

企业的增长机遇

在新常态下，企业有很多机会。以消费为主的服务业的增长将非常快，创新依然是企业的核心，服务和创新之间的支点就是生产型服务业，这是我们未来很重要的增长基础。

刘元春：企业的机会是非常多的。看清未来发展的趋势、结构调整的趋势，以及新增长动力构建的基础，就会发现：第一，以消费为主题的服务业增长非常快，实际上除2009年以外，其他年份基本上持续2%的增长速度，价格一直上扬，而且服务业的上市公司业绩还是不错的。第二，中国未来增长，创新依然是核心。国家建立了很多产业基金，进行了很多税收和各方面的扶持，我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专利申请国。第三，服务和创新之间的支点就是生产型服务业，这是我们未来很重要的增长基础。所以大家会看到，阿里巴巴是一种或者几种创新的表现，我们未来会寻找下一个、下下一个类似于阿里巴巴的企业。如果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在中国遍地开花，我想我们国家第二轮的黄金增长期就指日可待了。

龙永图：企业有很多机会，比如老百姓越来越重视质量的问题，食品、空气、生活、吃喝拉撒睡所有的质量，追求更高的标准，这给企业带来了很多的机会。特别是中国的传统制造业面临大的升级，传统制造业大升级的一个核心问题要解决什么？就是服务业，从上游一直到下游，围绕着制造业可以发展很多高端的生产型服务业，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形态；另一方面使得我们赖以生存的传统制造业得以提升。另外，老百姓的需求越来越多，文化消费、健康消费、教育消费也越来越多，在中国经济转型当中，这些新的领域会给企业带来很多发展机会。